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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推斷所研究的歷史現象的成因

時間:2019-06-13 02:53來源:未知 作者:admin 我要投稿
原標題:297期 歷史社會學的三條大路通因果(Ermakoff2019) 每年只寫一篇文章的Ivan Ermakoff先生,今年終于從他對事件(event)和偶然(contingency)的癡迷中稍稍抬起頭來,加入了歷史社會學(以及整個社會學界)最熱門的辯題之一——如何得出因果推論。另外

  原標題:297期 歷史社會學的三條大路通因果(Ermakoff2019)

  每年只寫一篇文章的Ivan Ermakoff先生,今年終于從他對事件(event)和偶然(contingency)的癡迷中稍稍抬起頭來,加入了歷史社會學(以及整個社會學界)最熱門的辯題之一——如何得出因果推論。另外,繼2015年的chance和collectiveeffervescence,2017年的critical juncture和pathdependency之后,今年中了Ermakoff高標準嚴要求的理論之槍的又是哪些概念或方法呢?讓我們一起來看一看……

  (作者又注:Ermakoff最近的追求可能是成為Typology大師……)

  所謂“形態學的”研究模式,是“在歷史現象的迷宮中追尋形式的結構” (“tracks formal structures in the apparent maze of historical phenomena”)。也就是說,通過對歷史數據進行形式化的描述,來推斷所研究的歷史現象的成因,進而得到歷史上的格局(pattern)或規律(regularity)。當然,我們可以尋找的規律有很多種,比如人口和生態格局,空間格局,時間性的格局(temporal patterns),關系格局,位置性的格局(positional patterns),等等。在尋找這些規律的時候,形態學的研究模式一定包含數據的形式化(formalization)和還原(reduction)。形式化的現象格局對因果推斷有兩方面的幫助。其一是為推論線索提供經驗基礎,其二是對因果假設形成實證的檢測。

  Ermakoff認為,形態學的研究模式建立在這樣的潛在假設的基礎上:認為現象的形態學可以揭示出關于它們的因果的信息。這樣的潛在假設也為形態學的模式創造了三大挑戰。首先,這個模式在方法論上是屬于歸納法(inductive)的,因此有潛力發現意想不到的格局或規律,然而歸納法最多只能得到形式化的格局,之后如何理解、解釋這些格局并用它們來得到因果推斷,則不得不依靠外在的既有理論。另外,看似完全客觀和實證主義的那些數據形式化的工具,其實都建立在隱藏的理論主張之上,而研究者經常很難了解這些理論基礎都是什么。最后,數據形式化的工具包含很多研究者決策(例如事件結構分析需要研究者自己來為事件的不同階段排布、連線等),這些決策也逃不開研究者自己的理論主張。所有這些都違背了歸納法的精神。

  變量中心模式也面臨著三大挑戰。首先是案例選擇如何避免選擇偏差,例如selecting on the dependent variable等。其次是如何闡釋變量之間的關聯而得到因果推論,這里不僅有理解錯誤和遺漏變量的風險,變量的因果關聯也無法解釋因果機制(the black-box problem)。最后,這種模式可能剝奪變量的時間性和“物化” (reification)原本抽象的類別,導致概念本身成為了解釋。這樣的現象他在2018年的Shadow Plays一文中已經詳述,這里又舊事重提,可見他對這種學術現象多么深憂。

  在這個部分中我們得到了“今年誰躺槍”這個問題的答案——布爾比較(Boolean comparison;又稱QCA,即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由Charles Ragin 1987年提出。Skocpol在Stateand Social Revolution中所使用的Millian method其實就是QCA的前身)。Ermakoff對這個方法的批評主要來自于兩點(以及次要的好多點……):忽略時間性以及所得的變量關聯格局不一定可靠。在時間性問題上,有趣的是常年來被看做“階級敵人”的靜態研究的代表——統計分析,反而在Ermakoff看來很容易處理時間性的問題,畢竟近年來統計模型的發展確實已經產生出很多復雜的工具,可以將時間納入其中。大部分堅持定性方法的歷史社會學的研究重點自然是時間和順序的因果重要性。而看似定性定量間橋梁的布爾比較,在Ermakoff看來卻“剝奪了解釋變量的時間性”,“變量的作用不隨時間變化”,而且“不能建立變量之間的時間性順序。”總之就是ahistorical, ahistorical, and ahistorical。布爾比較中時間性的缺失也使它始終無法解決反向因果問題,再加上可能的coding失誤,導致QCA得到的關聯格局很難通過后續的檢驗。例如,Seawright(2014)使用計算機模擬來驗證某個布爾等式,結果計算機基于該等式創造出來的案例卻有很多不符合原本的等式。總而言之,以后同學們對于QCA,還真是要三思而后行了。

  最后一種研究模式是“起源的”,即“通過追溯現象產生的過程來對理解其因果”(“apprehends causality through the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of generative processes”),用回答“如何”的問題來解釋“為何”。這里的潛在假設是通過分析改變如何發生,我們就可以解釋效應和結果的起源。這種研究模式的兩大任務,一是將某種改變或某種結果產生的過程理論化,二是驗證這些理論主張。

  對于理論化的任務,Ermakoff強調三個重點:機制(mechanism),分析層級(levels of analysis),和分析的特異度(analytical specificity)。他對機制的定義是“the analytical specification of the effectuation of change”(作者注:實在翻譯不出精髓),這就要求研究者不止要闡述好改變是如何發生的,還要闡釋清楚哪些因素是該過程的必要條件。在關于分析特異度的部分,Ermakoff再次強調形式分析(formal analysis)的重要性。他時常強調“不能被形式化的理論不是好理論”,正是因為形式化分析對于精確性的要求促使研究者不得不多多思考自己的理論的準確度、清晰度、可能性等重要的因素。最后,分析層級自然包括微觀(分析單位是個體)、宏觀(分析單位是“綜合性的超個體現實”)、和中觀(分析單位是“一個超個體的實體”)。這里Ermakoff一如既往地強調了宏觀現象的微觀基礎,必須通過宏觀過程中的個體交互來理解其因果。另外,他認為在微觀層面更容易得到明確、可辯駁的形成過程。宏觀層面的論述面臨的風險是“有些過程有混淆作用(confounding effect),但因為是由不同的機制產生的而應該加以區分,但宏觀層面的論述可能將這樣的過程混為一談。”路徑依賴理論及其“關鍵契機“(critical juncture)的概念就是典型的例子,這類概念“主要是被它的效應所定義的……除了其后果特征以外沒有任何實質內容”。

  (作者注:可憐的Mahoney 2018年中的槍口還沒好,又被踩了一腳……)

  得到關于機制的理論后,需要完成理論驗證的任務,這里有三種可能的驗證方式,包括:追溯其時間性的發展,估測可觀測的implication,以及模擬(simulation)。這一部分是比較直觀、容易理解的,在此就不贅述了。

  從2014年的Exceptional cases,2015年的Structure of Contingency等可以看出Ermakoff近年來一直致力于建立歷史社會學特有的、清晰的、實用的分析框架,這篇文章是他作出的又一份努力。在整個學科越來越量化、越來越關注當下的趨勢下,歷史社會學在達到因果推論方面的優勢愈發被忽視。不過最近十幾年出現越來越多出眾的歷史社會學研究,再加上當前的國際政治環境促使人們重新開始思考“大問題” (thebig problems),也許歷來強調國家、制度、時間性、次序、理論復雜性的歷史社會學可能迎來第四波的復興。在這種時候清晰的分析框架確實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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